建筑师手记之十

 

建筑与可视化设计方法

杨洲

 

全球化在15年前好像还是一个神话，可是现在从华尔街引起的金融风暴不仅是北欧的个别国家陷入国家破产的危机，而且使得每年春节才挤车探亲的四川打工妹们在11月份就已经挤在火车站上要回家了。全球经济的危机四伏终于让我们对从英格鲁-萨克逊文化中兴起的全球化概念有了切身的体会。以前的一句形容扩散理论的夸张比喻：“亚马逊河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使纽约刮起风暴”今天终于兑现了，美国华尔街的一次扇动翅膀，让全世界都刮起了风暴。全球化在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业已存在的事实了。

除了已经看到的地球被一天天地压成扁平的之外，据说全球化的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图像的转向（pictorial turn），这是自上个世纪初哲学上语言的转向后进一步的发展吧。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现在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视觉为社会传播主导形式的时代。举个小例子，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国际机场，我们可以不认识当地的文字，但是沿着各处摆放的国际通用指示标志，可以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做到需要在飞机场做的每一件事情。

根据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Regis Debray）的观点，关于媒体，可以用三个时期对人类社会进行说明：即书写（writing）时代、印刷（print）时代和视听（audio-visual）时代。与这三个时代相对应的，则是偶像（the idol）、艺术（the art）和视觉（the visual ）。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个时代是语言统治（logosphere）时代、第二个是书写统治（ graphosphere）时代、第三个是视图统治（videosphere）时代。偶像是地方性的（起源于古希腊），艺术是西方的（起源于意大利），然而，视觉是全球性的（起源于美国）；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的是神学（theology）、美学（ aesthetics）和经济（economy）。在经济时代，视听是我们得到信息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来源，电脑的发展使得图像和声音得以快速廉价地充斥着每一个商品到达或欲求到达的角落[i]。媒介即信息[ii]，现在的信息被媒介的便利疯狂地无节制地繁殖着。

在建筑设计行业，设计方法也在迅速从公式计算、经验推理、图形陈述等传统方式借助电脑和网络技术向着可视化设计方向转变。在以前，设计主要是通过在头脑内部的思维，通过抽象地思考来推导出设计的结果，这个过程中用计算公式和图形图纸作为思维辅助工具，并且用公式和图形以及文字陈述作为设计结果输出。这需要大量和长时间的思维训练才能熟练运用，而且结果的读取和理解也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才成。同时也造成了由于专业内部自组织性过强形成一定的惯性，设计结果重复和公式化现象也较重，不易打破巢臼。即使像建筑设计这样形象化很强的专业，多数时间也是在通过脑内“黑箱”思考来进行设计，形成结果后再通过几幅画面来传达给观众，而中间的设计过程基本除了使用专业内部语言——平面、立面、剖面等来交流外，设计过程基本是不可视的。其他专业更是如此。

概念和数据需要形式化才能可以被看见，头脑中的构思需要在空间中建立起来才能够被快速理解。计算机运算速度的增加和存储的增大，使多维模拟技术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迅速，设计过程可以快速地在虚拟空间中建立起来，提前可以看见结果，而且以前的很多的抽象地计算过程也可以通过视觉转化变成可以看到的形式，设计的理解和修正变得容易了。电脑技术的发展使设计的可视化得以实现。

从建筑环境的设计就可以看出电脑在设计中的运用。以前，建筑师往往通过经验和简单的图形计算来对建筑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建筑空间的物理环境来进行设计。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起，一部分工程师试图用电脑来将这种不可见的环境因素可视化，并希望通过理性的科学分析与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建筑物理环境的设计更加精准化，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于是出现了建筑物理环境的计算机模拟。最早这种模拟主要涉及照明、暖通空调、通风的节能模拟。后来逐渐发展到热湿传递，声音，控制系统，以及与城市和建筑微气候的结合等方面。90年代初期，随着个人电脑计算能力和储存能力的增强，计算机模拟又一次开始被人们关注，并且进一步运用到对建筑物理环境的优化方面，计算机模拟开始真正广泛应用在工程方面。于是在建筑和自然之间，计算机成了一种新的更为准确的媒介工具。这种媒介工具建立在建筑信息和环境信息的语境下，将相应的建筑物理环境的概况，比如声场的分布、风速风压的分布等等，用可视化的图象传递给建筑师和工程师，从而实现了建立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目前，建筑环境的计算机模拟技术已经在很多建筑的设计中被应用了。

建筑的可视化设计主要用在设计的这几个阶段：

1、方案构思阶段

2、设计试算阶段

3、评价检验和成果展示阶段

由于环境、建筑和人的关系自古以来一直是建筑师在设计中考虑的问题，所以，物理环境的模拟在有些时候也能成为建筑设计的有力辅助工具。前几年，我们在广州大学城体育场方案投标时（图1）就采用了这样的设计方法。

广州大学城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小谷围岛上，众所周知，这个地方每年台风季（七、八、九月）常遭受到六级以上大风侵袭的，而体育场这样的大型结构体系是比较容易受到暴雨和大风影响的。同时，在这里的亚热带气候中年平均气温都是21.8℃，非常炎热，要考虑看台上观众的舒适度是需要引入一定风速的，而场地内部要避免过大风速影响成绩。

可以看出，炎热、多雨、强风的气候是我们在设计中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决定采用电脑模拟风洞进行设计，以气流分析为工具，让流动的空气塑造建筑的形体，而不是通过主观的美学设定来设计建筑外形。

设计中我们使用Phoenics模拟软件包进行“数值风洞计算”。在设计前设定了几个数值：

1、    结构数值，设定罩棚结构能够承受的风压力和风的负压力；

2、    体育竞赛数值，设置场地比赛区的风速，过高的风速情况下竞赛成绩是不被承认的；

3、    舒适数值，设定观众席上的风速，既不能过大，同时也要在小风速气候下造成区域环境风，使热带气候下的观众能够舒服一些。

4、    环境小气候影响数值，避免因为大体量的体育场建成后会对周围环境产生风力加速等负面影响。

在上面的几个控制条件设置好后，我们根据现场地形和当地的气候条件进行计算机模拟，对建筑整体模型进行计算，获得体育场内部及周围的风压、风速的分布结果。然后根据结果对建筑形体进行调整，最终达到罩棚风荷载、观众席及场地气流以及建筑周边环境的最优化设计。

第一轮模拟采用的原始设计体是几何的圆柱体，中间掏去体育场地的竞赛部分，高度按照灯光照明的最佳高度设置。（图2）

在这一轮模拟风洞的计算后，可以通过风压和风速图上的不同颜色看到不同空间部位的可视数值，然后根据它去分析和调整建筑的形体，风压、风速大的地方就降低，风速小的地方增加通风量。经过休整后的形体再建模进行二次模拟计算。出了结果后再分析、调整，再模拟计算。如此反复进行了四次，基本上能够达到我们预先设想的数值了（图3）。建筑师在这个形体的基础上再通过对建筑表面材料的设计完善对于气流和气压的控制，同时在细部上来完善建筑美的要求[iv]。（图4）

这次的设计尝试，运用流体力学、数值计算方法、计算机图形学等原理，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用可视化的设计方法，快速直观准确地了解建筑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避免了传统的模型风洞试验周期长、造价高、灵活性差的缺点，使建筑师在方案创作阶段利用其辅助进行创作成为可能。在方案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结构等专业的设计要求，以及运动员和观众的使用要求，形成建筑、结构与环境设计三个专业联合设计的新模式。（图5）

从这次设计可以看出，可视化设计不仅仅对于设计的单专业有一个方法上的进步，同时它可以使得非本专业的技术和非技术人员迅速掌握专业信息，为跨专业的联合设计提供了条件。随着电脑硬件和软件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建筑设计中采用可视化方法会越来越普遍，可以相信，可视化设计技术的大量运用将会使得跨专业甚至跨行业的联合设计和联合工作产生飞跃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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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手记之七

“上帝之眼”看建筑

杨洲

 

 

辉煌的充满想象力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眩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中国元素、笔墨纸砚和满天的焰火使全世界看到四大发明的起源来自黄河文化的和平与热情，当李宁举着火炬如飞天般踏着现场和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前人们的惊讶表情一步步在48米的高空中奔向火炬台时，让全世界的人们痴迷了……
　　鸟巢的火炬到底竖在什么地方，这在奥运会开幕式开始之前一直是一个秘密，这个体育场完整的马鞍型造型实在是很难像常规的体育场那样容易地建造起来。组织者也把这个作为噱头，逗得大家来猜，和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歌由谁来唱一样，直到人们最后进入开幕式主会场之前都是一个谜。
　　因为从申奥开始我就一直在参与奥运建筑的设计工作，所以对于奥运公园和奥体中心区域的建设和环境变化比较关注，除了去工地以外常常到GoogleEarth上看卫星图有什么变化。当然大家都知道，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安全等原因，GoogleEarth上的卫星图都是一年以前的。可是在8月5日北京奥运会召开的前三天，当我再到上面看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奥运公园周围的照片居然都是最新的，而且鸟巢的火炬隐藏罩清晰地显示在图片上（图1），虽然还是平倒在罩棚上，但是从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已经基本可以推测到火炬的位置和大致结构了。从网上查了一下，原来7月30日GoogleEarth把北京城区的卫星照片更新了，所有的新建奥运场馆都以最新的面貌展示在世界的眼睛下面了（图2）。

 

 

　　卫星遥感图原来在我们这里一直是敏感的东西，以前是保密的，多数用于国防军事和国家秘密工程。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连测绘的地形图纸都是要标注上保密的字样，2004年前后有些设计院购买了北京市市区的航拍图，使用的时候还要有复杂的登记手续。5年前，在和澳洲的一个设计公司合作的时候，我观察到他们做设计时都有一张地块附近的城市卫星遥感图片，他们把建筑设计方案放在上面进行确定和评价。合作的同事告诉我，在悉尼做建筑设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用地周围的卫星照片，用来确定新建建筑与城市的肌理、尺度和总图关系。而现在，曾经作为军事使用的卫星图忽然就随着网络进入了全世界任何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中了，使地球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如果我们以前说“it’s a small world!”的时候还是指由于交通的便捷使得人们可以容易地穿行于地球的各个地方，而今天，在电脑的屏幕前这真是一个small world，只要食指点击鼠标和转轮就可以瞬间到达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像上帝一样俯视着大地，看到分辨率清楚得可以看清地面汽车形状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以至于可以看见非洲一条河中的一群河马在洗澡（图3）。难怪有些网民把这个软件称为“上帝之眼”。技术的发展和民主的思维，使得世界变小了、变平了，让我们可以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这个世界。

 

　　今天，就是一个县级市在请设计院做设计的时候都会连同测绘图纸一起给一张卫星遥感图作为设计的依据，至少他们会善意地提醒一下：“我们的测绘的资料只是用地范围内的，周围不是最全，你们可以到GoogleEarth上看看周围的情况。”很多的建筑师也都形成了一个习惯，在设计时除了现场勘查之外都会到网上去了看看GoogleEarth，了解一下在地面上看不到的现场情况，尤其是在设计大型公共建筑时通过它了解的周围道路情况和城市建筑与景观情况。
　　现在，还出现了很多电脑上的旅游客，用GoogleEarth去巡视他感兴趣的城市和地点。用俯视的角度对城市作全新的了解，然后与当地实际的情况对比，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和历史。比如，对于奥地利的城市萨尔斯堡，这个因为音乐而知名的城市，从卫星上俯视下来与从地面看对照起来，会比单纯在城市中游览要有趣得多（图4、5），而且会对于城市和城堡的形态形成有更深刻的了解。

 

 

　　以前一直隐藏在天空下的城市和建筑，它的形状只是在地图上抽象地显示给人们，而今天由于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却忽然被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种展现，对于建筑和城市的设计和理解会逐渐带来深刻的影响。
　　说到城市形态，就不得不说卫星照片对于我们城市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不同的城市由于形成的缘由的不同会在城市的肌理和形态上有着巨大的区别。有的城市是在平原上，由人为的规划而成，在城市肌理上就会形成几何形态为主的形式，比如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图6），都是由几何的方格网形成，橙红色的西班牙瓦，使得城市成为橙红色的棋盘。如果城市的形成是依据于河流和山地，则城市的形态就不是那么自然的形式了，比如说，意大利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图7），城市就是依据河流的走势形成自然的路网。

 

 

　　同时，由于交通工具的不同，城市的尺度也是存在巨大的差异。前面说的这些城其的形成时间多在中世纪时期，当时的交通工具尚为马车和人力，所以城市的格网都在240米左右，步行三到五分钟可以跨过一个街区。街区很小，而且由于产权等原因，除了教堂等公共建筑，多数建筑都是连接起来的。而在现代的都市中，由于交通工具以汽车为主，街道的尺度大大的增加了，比古老街区大了几倍（图8）。而且建筑物由于单体的体积增加，以及由于现代主义运动后，城市法规的变化，城市形成一个新的尺度形态。在城市的肌理上，有小尺度连续的建筑变化成为中间被道路分隔着的被绿化包围的孤单建筑。

 

　　这种由于现代化的发展造成的尺度与肌理的变化在中国的大城市发展中是最明显的。在北京，古老的北京城除了在东四西四的局部地区还保留着原来胡同的尺度和肌理外，已经彻底看不出老北京的样子了。尤其是现代交通的冲击，也是人们对于尺度的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例如，新建的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其尺度之大，其占地面积已经堪称为一个中小型城市了，从卫星图上看，它的长轴已经和从北京城的前门跨过天安门广场、故宫、景山一直到地安门一样长了（图9）。很多人抱怨在T3航站楼里走路太累，其实很好理解，他从入口开始向里面走、办登记卡、托运、安检、再到他的登机口，平均步行的距离，相当于从纪念碑步行到太和殿的距离，1.5到2公里左右，到最远的登机口，不算乘坐内部轻轨的距离——2.5公里。这是在以前的城市尺度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卫星图片中，这些尺度的对比一览无余。

　　从卫星图中对城市和建筑的观察，使我们对设计有了新的思维角度。
　　在很多的时候，建筑的尺度和对于城市肌理的遵从是建筑要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而在以前，没有工具可以比较方便地了解城市的尺度，现在这个工具使我们可以方便的观察到城市的肌理。这样在建筑的单体设计时就比较容易把握建筑与城市肌理和尺度的关系。
　　建筑的第五立面指的是屋顶的设计，或者说是从上方的视点来观看建筑的设计。但是，在现实中，第五立面只有从附近比较高的建筑物上或者山上才能有机会看到，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能够看到的，这也形成对于屋面设计的不重视。在前现代事期，建筑物采用坡屋面的比较多，建筑的第五立面会从地面看到，坡屋面从里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漂亮的。而现代主义之后，由于采用较多的平屋面设计，使大家认为屋面没有那么重要了，不仅建筑师不重视，还把很多的设备和机房不经认真设计就放在屋顶上，使得屋面上非常零乱，完全忽视了第五立面的设计。而现在，从卫星图片上看到的都是建筑的第五立面，屋面的处理从图片上一目了然。
　　建筑、道路和周围的景观以及自然共同构成大地的图案。以前我们对于景观的设计忽然从地面的视点变成空中的视点，园林和景观的设计也得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被看见过的角度。从卫星图片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西班牙、法国等地区，景观设计已经开始具有新的形态，而已经开始摆脱了人们在地面视点尺度可以完全观察到的范围，而将设计和变化扩大到比较大的尺度，使远距离观察成为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将大地景观的启发引入到设计手法中来（图10）。

 

　　这个软件在学习建筑历史的时候也是一个好的工具，原来枯燥的文字和抽象的地图，现在都可以从空中一目了然地看到，看到在一个时期，为什么一个建筑的流派会在几个区域内流传，而并不是在几何距离最近的周围流传，看到为什么不同的城市形态会有那么大的区别，看到建筑和城市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渺小的尺度。
　　当然，电脑和网络还是一个工具，对建筑和城市的认识和设计还是要依靠我们的深入思考。现在，GoogleEarth的娱乐性还远远大于其作为严肃的设计和学术工具的作用，即使是这样，对地球观察距离的忽然接近，也使我们认识到很多以前不能认识的问题，得到了很多以前不能得到的启发。
　　卫星，这个高科技和充满军事意味的产品，现在终于通过网络变成普通人的免费工具了，让每个第一次看到它的人都会震惊。它是我们的视角从地面一下升到空中，俯视着观察我们每日生活的地球，视角的不同，对于世界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视角的改变，也会带来认识的改变。
　　如果形成奥运会开幕式满天焰火的火药在它的发源地——古代中国是造福于普通的生活，而西方盗取后用于战争，今天网络上的卫星图终于能够从军用中回报于和平的生活了。
　　北京的奥运会就要结束了，2012年的奥运会就要移师到伦敦去举办了，那么就让我们也在GoogleEarth上看看即将建设成伦敦奥运公园的那片土地是什么样子吧（图11、12），记住它现在的样子，等到2012年我们再看看那时的卫星图，和现在做一个对比，看看世界的变化是多么的快。

　　
　　

　　
2008年8月15日 

建筑师手记之五

 

建筑与诗化的结构

杨洲

 

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从来就不是矛盾的。

在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没有被分为两个不同的设计工种之前，建筑的建造是将形式的设计与材料受力的设计同时考虑的，其结果是造型和结构是完全吻合的，力的传递和流动在视觉上就能够感知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罗马的万神殿和巴黎圣母院时是那样激动。

但是人们往往不满足于结构设计的基本形式，而是追求更有突破力的建筑造型。有个著名的结构师说过，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只要肯于付出代价，结构几乎可以满足很多很大胆的结构形式的要求。这样，在很多的时候，结构设计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了，“成不成”的问题就变成“值不值”的问题。

现在，结构系统的基本形式和基本体系，可以说已经被认识得差不多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创造新的结构形态可能性的就没有。为了满足一些形式的特殊需求，当传统的结构构成方式无能为力的时候，结构设计师就需要探索新的、非传统的结构构成方式。结构工程师的任务就是在既要保证结构安全同时又要满足建筑美学需求的杠杆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当各种非常规的、陌生的结构形态出现的时候，在结构材料科学还没有长足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传统的结构材料去实现这样一个个需求。这就需要付出比常规的结构形式更高的时间、劳动力和金钱，付出更高的代价。

同时，现在对结构安全的关注也更加进入人们的视野。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灾害，使得很多的建筑物倒塌，这中间很多房屋连最基本的结构设计都没有，其结构不能满足最基本的地震安全要求。据在灾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建筑灾后评估勘的我设计院的结构工程师说，凡是经过现代结构计算设计的建筑，而且在建设过程中是按照规范操作施工的建筑物，基本能够抵抗地震力的彻底摧毁，经过简单修复减荷就可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发挥作用。我们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九州体育馆”按照国家公布的地震设防烈度区划图进行设计的，远远小于这次地震的实际烈度，但是在地震中巍然屹立，为抗震救灾起了很大的作用。

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写过一本书叫《建筑十书》，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唯一一部尚存的古代建筑学手稿。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所有的建筑理论基本上都是围绕威特鲁维的建筑思想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它的话语体系，都是围绕威特鲁维的建筑思想来的。威特鲁维的建筑原则很简单：坚固、实用、美观。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谈到建筑的安全问题和结构问题。

经过16、17世纪，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在1501年，法国一个建筑学家德拉姆提出了建筑应该更完美更省钱，把省钱问题提出来了，这样就第一次把经济性作为一个概念来提。[i]造成现在所说经济、实用、美观的建筑原则。

可以有趣地看到，在建筑理论历史发展的1800多年后，“坚固”和“经济”已经成为一对二律相悖的不能同时在场的词语了。可见，经济和结构才是真正的一对矛盾，只不过经济是隐藏在了建筑形式的影子后面。在现代建筑发始以来，这一对矛盾的冲突与解决也成就了很多优秀的建筑。

东京国际会议中心(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可以说是一个在日本经济高潮期的一个经济与结构互相倾斜的成功实例。这个建筑的设计是美国建筑师Rafael Vinoly Architects K.K.，结构设计是渡边帮夫和他的设计公司SDG（构造设计集团）。

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竞赛在1988年12月开始国际招标，其投标的前后简直是当时国际建筑界的一个美丽神话，吸引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建筑师参加。1989年9月方案征集截止，共收到了50个国家的395个方案。中国就送去了15个方案，比美国还多了2个呢。我当时做实习学生的大地建筑事务所和我现在工作的北京院都送了方案。

结果是美国中标并还获得2个佳作奖，中国无一入选。中选的Rafael Vinoly，阿根廷人，25岁的时候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事务所，后来成为南美洲最大的设计事务所，1979年到哈佛大学教书并移居美国。中标的当年45岁。中标的评语是：“这个方案巧妙地发挥了建筑用地所有的特殊条件，又是针对原来的要求，最能取得平衡的方案，同时，其功能性机构是最清楚的说明。[ii]”

这个时候正是我开始走上建筑道路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大地建筑事务所实习，他们也在投标，我基本看到了半个投标的过程，说半个是因为第一，时间只有一半，我去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二，彭培根老总对投标保密问题比较严肃，除了开评审会，不让别人去投标绘图室，所以虽然看见了图纸、模型等等，但是只能说是半个。来到设计院工作后，又看见刘开济院总带马国馨院总做的方案，感觉到这个方案已经开始触及了当时我所能理解的世界建筑潮流。

看见杂志上介绍中标方案的图纸和模型照片后，对这个建筑师能够举重若轻地解决问题的方法佩服之至。如此复杂的问题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轻易地解决了，而且解决得这么干净利落。看过实际的建筑后我更佩服这个建筑的设计师们了，建成的建筑有如此的纯净和有气魄，现代而有古典的典雅，不追潮流的也似乎永远不会落后，处理得干净老到得令我惊叹。

 

          

建筑用地面积为27375平方米，建筑占地2095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5076平方米，地下3层，地上一边是7层，一边是11层。建设工期从1992年10月到1996年5月。主要内容包括：A会议厅5012人，可以用于国际会议和音乐、歌剧表演等；B厅，平地板，1440平方米，可以用于会议和展示；C厅，1502人，用于会议和音乐演出；D厅，380平方米，用于会议、展示、电影等；会议室群，共有34个会议室；还有5000平方米的展示厅；及其他各种接待、信息等设施，地下有400停车位。

这个工程的内容十分庞杂，但是Vinoly非常巧妙地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把用地东侧因为新干线的11米高的高架轨道形成的弧线，沿对角镜像了一下，形成了一个梭形的大玻璃厅，然后在用地西侧从大到小，从北向南，大小依次布置了各个会议厅。

基本结构方式，地下为钢筋混凝土，地上为钢结构。建筑柱网为9X9米，但是在地下停车场部分因为要多停车，在地下室的展厅空间中每4根柱子斜向收束成一个主子，转换成18X18米的柱网。

这个建筑中最感人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梭形的玻璃大厅，一个是建筑中间种满树木的室外空间。梭形的玻璃大厅是这个建筑的灵魂所在。

大厅全长约210米，最宽的地方约30米，高度为57.5米，朝向内侧的为全玻璃，朝向外侧（新干线轨道）方向4、5、6层为会议室，7层是餐厅，再上面也是玻璃的。大厅南北两端有2.5高20米宽的开口，进来后就下到沉到地下一层高度的大厅地面，从这个大厅可以进到地下二层的展览厅和其他各个公共部分，是共同的入口。这个大厅沿两侧的墙壁有一个连续的缓缓的步道，可以从首层步行到七层。

如果说这个玻璃厅是这个建筑的灵魂，那么这个玻璃厅的结构设计就是这个玻璃厅的灵魂，那么大厅中的南北两根巨柱和屋顶的船形结构更是结构中的灵魂。这个建筑在建成后虽然形式和原来投标的时候相差不多，但是结构的设计远远超过了原来建筑设计的设想，可以说其结构设计使得这个建筑升华了，使它不仅仅在形式上获得了声誉，更能够使建筑整体在建筑史上获得不朽的地位。

谈到结构就不得不谈到渡边帮夫先生。我和渡边先生因为工程合作关系认识，之后又成为忘年之交。这个建筑是渡边先生亲自带我们去参观的。他说，当时东京市的市长亲自找到他说，这个建筑的结构要他来承担，并且相信他可以最好地完成这个结构的设计。他在设计这个大厅的时候，原建筑方案设计是24根柱子，他就想能不能用少一点的柱子来承担这个大玻璃厅，让玻璃的墙体更透明一些，遮挡更少一些，这样他就计算，看看16根可以不可以，12根可以不可以，8根可以不可以，最后，他用了2根变截面的巨型柱子就把这个大厅支撑起来了。这在他的著作《飞跃的结构设计》中有详细的叙述。[iii]

这两个大柱顶着屋顶，中间跨度约124米，两边各悬挑40米，高度约52米，柱子的外形忠实地表现出内力的分布和变形控制的需要，截面是变化的。大柱为双层钢管，双层钢管间填充高强度混凝土防止失稳和增加强度，空心的柱子正好是设备的通道。屋顶的形状像一个大船，中间最深的地方高12.5米，屋顶上实际上有两个结构，一个是架在大柱上的倾斜的大拱，一个是按照平面形状配置的受压构件和悬挂构件的组合结构，两个独立结构共同承担屋顶的主要内力，两个结构都采用了在保证压杆和拉杆都能起到承载作用的条件下，将两种构件连接起来的肋板，由肋板形成了屋顶的形状。

整个玻璃大厅实际上有7个相互关联的结构要素，屋顶结构、大柱、会议楼伸出的桥面结构、外墙玻璃幕墙结构、玻璃幕墙中的水平梁结构（斜步道）、大厅内的束杆和天桥、玻璃大厅两尖端的桁架结构。这7个结构要素共同构成了玻璃大厅的结构体系。

在Sutherland Lyall的著作《Masters of Structure》中是这样评价这个建筑的结构设计的：In a country prone to regular and severe earthquakes Japanese structural engineers have to design with high safety factors – and the tendency is, naturally, to over-size structural members and to generally design ultra conservatively. This makes the engineer's long history of daring structure all the more impressive.

这个建筑可以看成是结构和建筑设计完美结合的教科书，也很好地把经济和结构互相协调起来。在已经竣工了12年的今天，这个建筑的时候依然感觉是那么完美，几乎没有一点可以质疑的地方，还是那么现代，没有一点过时的感觉。

这个建筑是在日本经济高潮时期的最后一个建筑，可以说是结构师和建筑师共同创造的作品，很多的设计既符合建筑设计的方案要求，也从结构的角度发挥和促进了建筑的设计，通过使用连建筑师都不敢想象的大胆的结构方案将建筑的优势极大地发挥出来，它的设计吸取了当代钢结构设计和施工技术的精粹，成为了东京二十世纪最后的技术大会集。是一个建筑师和结构师共同劳动、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完美结合的纪念碑。

实用的结构设计可以使建筑树立起来，诗化的结构设计能够让建筑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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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与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一对矛盾，要保护，就会影响发展；要发展，就会冲击保护。如何看待保护与发展？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有哪些方法和手段？前不久，北京、云南两地的建筑专家在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地云南丽江束河古镇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对话主题虽是“保护与发展”，但建筑师们精深的思考、精辟的思辨把这一话题升华到建筑与文化、建筑与社会、建筑与人生的高度。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分两期发表，以飨读者。——编者

　　孔繁雁（昆明鼎业集团总工程师）：束河镇是整个丽江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在开发束河项目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观点，不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去发展，而是以适度的发展来促进全面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做，不可能事先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换句话说，没有在保护的过程中让老百姓得到发展。而只有老百姓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他们的理念和思路才会随着我们的理念和思路去转变,去认识。这种发展的关键是要掌握好一个“度”，开发过了就是一种破坏。这个“度”怎么把握，我们是在保护原有村落的建筑肌理关系、水系、自然风光、人文景象上去做文章。开发束河镇是希望通过旅游业带动束河地区走向一种现代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又是基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论证，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思想是以适度的发展促进保护；第二个思想是老村落进行完整的保护，按照老村落历史自然发展的空间肌理关系来开发一个旅游配套的新区。既吸引大量游客来古镇感受文化、感受历史、回归自然，又避免游客的到来给古镇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为此，建设一个配套新区，让大量游客的吃住行尽量滞留在新区，再去古村落寻找历史，原住民仍然居住在老村落里。文化的涵盖面很大，人的生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丽江概括起来至少有这几方面的文化，东巴文化、街商文化、农耕文化、水文化。新区和老区的结合之间没有界面，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关系。

　　对于老村落的保护，不单纯是保护形态，更要从深层次上去保护。束河古镇在确定发展新区的时候，就对老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入，截至到目前，已经投入1亿多元，主要用于三线两管的铺设。因为一个老村落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是不适于接待游客的。在铺设管线的时候，我们把原有的石板铺地都编上号,铺完后再原位放回。我们的这些努力促进了老村落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也从两年前的户均3000元达到现在的户均16000元。老百姓的收入提高后，再去跟他们讲，老房子应该怎么保护修缮，他们就理解了。否则的话，你说要保护，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他们肯定不干。

　　咱们现在开会的这个博物馆，原来是个道观，叫大觉宫，曾被用作小学校舍。上学的孩子不懂事，拿着小刀在墙上乱刻，久而久之，对墙上的壁画造成很大破坏。为了保护，我们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学校，让学生搬出去，重新修缮，开辟成茶马古道博物馆，让游客来此既能看到古老的建筑，又能感受到茶马古道的文化。

　　饶维纯（国家级设计大师，云南省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保护与发展是一个社会各界都很关注的问题，也是建筑师经常碰到的问题，可以说二者是一对矛盾。我觉得保护的关键是文化的保护，发展最终也是文化的延续。云南省现在强调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文化大省，离不开城市和建筑，因为城市和建筑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建筑也有像流行音乐风格的，比如北京有一个福禄寿三星形象的大酒店，就是典型的波普建筑；再比如解构主义，有它的市场和需要。但建筑和艺术还是有差别的。艺术可以搞得另类一些，不喜欢大不了不看，但弄栋房子建在那里，我每次看到都觉得不舒服，感觉不是建筑，我的担心就在这里。

　　刘力（国家级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我们有个老院长，20世纪30年代就学钢琴。他说那时候认为施特劳斯的音乐是“流行音乐，难登大雅”，而今成了经典了。所以说不定将来哪一天现在的流行音乐就成高雅音乐了。

　　朱小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对音乐我也研究过一番。我感觉今后对音乐、对艺术乃至对社会各方面的研究都会归结到对人生价值的一种探究。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况，恰恰使一些流行的东西可能成为主流。而且我觉得今后中国波普艺术的发展可能还会引导世界，成为世界波普艺术的集散地。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人面临同一个严峻的问题，大家挤在一条发展的窄路上，产生大量快餐式的需求。

　　孔繁雁：建筑和艺术同时受时代的作用。时代给了这群人什么样的境遇，这群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感悟。过去叫营造建筑，建筑师做个方案，画个施工图，把房子建起来，是个建造的过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不单是营造，还要想到经营的问题。这个场所建造出来了，还要考虑怎么去经营。建筑师有了这种经营的理念，就可能出现更多更好的方案，适应现代人的居住、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

　　刘力：上个月来汇报云南大厦的方案，特地去方案评审之一的艺术家罗旭自己设计的工作室“土筑巢”参观了一趟，感觉对我的创作是一种激励。这次我们设计云南大厦，因为地处北京，所以做方案比较强调首都建筑的大气，强调五星级酒店的功能。做出来后自己觉得很好，经营者觉得也很好，但拿给省里领导审查，特别是两个艺术家在场，提意见说，云南的地域特色在哪里？我当时就解释，我们来不是先讲形式，而是先讲功能，首先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功能、什么体型、什么性格的建筑。形式只是功能的自然流露，风格还可以再完善。话虽这样说，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认为应如何着力反映地域文化。以为云南要的地域特色也像很多其它省的驻京办事处一样，在现代化的酒店里搞很庸俗的装修，堆砌很多当地的所谓工艺品，俗不可耐，到不了恶俗也是庸俗。但我参观了“土筑巢”以后，感觉很惭愧，觉得省里请的这两个艺术家确实有水平，对我是一种激励。什么激励呢？就是对常规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做设计不随大流。我觉得批评的就是我。所以回北京后修改了方案，既要反映首都建筑的大气，又要照顾到云南的地方特色，也想到了要有对云南地域文化的感悟。

　　朱小地：建筑师总是把建筑当成一种经典，当成一个殿堂。但我这几年和建筑师、艺术家探讨，感觉建筑师应该是一个生活场景的制造者，建筑设计应该从神圣的艺术殿堂走向一个生活场景。包括国外所谓前卫的建筑师，他们关注的已经不是建筑的形式，而是建筑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自我生存的感受。现在有些建筑师已经开始为业主做个性化设计。就像罗旭做“土筑巢”，结构的概念、空间的概念、光影的概念全都没有必要，完全是一种自我意识的释放。如果建筑师不是去追求金字塔式的作品，而是真正去创造生活，就要学会放弃，甚至放弃那些精致的节点，因为这些完全可以由工厂来做，建筑师要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悟，是对人和社会的理解。到了这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建筑师就能真正做出贴近生活的建筑。

　　我看到束河的建筑，其实仔细研究，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构件，都非常不标准，是一种民间的手法。如果用法式建筑、官式建筑的标准去看待它，可以做得更精致。其实不是，它的价值在于制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场景。过去我总是去苛求，到哪里都要看最经典的。其实从生活的角度理解一个建筑，特别是放大到城市的范围，或者一个聚落的范围，建筑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背景。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建筑师像中国建筑师这样，走到哪儿都是看建筑，看各种做法；人家是看生活，看社会。我们是自己逼自己拿出经典的东西来，似乎只有经典的东西才拿得出手。我觉得建筑师今后应该更关注生活，去制造一种场景。否则就会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干巴巴地做一些东西，拿出来一看很经典，但不是从生活中发展出来的。

　　我看到我们住的旅馆的墙上写着“束河印象”，其实印象非常重要，有时候真实的反而可以忽略。如果单纯地追求像，只能这么做，改了就不行，就谈不上发展，只剩下保护，停留在一个历史的片断，文化的延续也就断掉了。建筑师应该追求一种生活的延续，对生活的理解才是最高的境界。

　　刘力：朱院长已经从堆砌建筑细部转到追求“建筑意”上来了。其实“建筑意”是我们的恩师梁思成很早就提出来的，现在重提仍很有意义。建筑是追求一种意境，而不是堆砌某些细部。

　　饶维纯：谈到延续建筑的文化元素，就有一个合情、合理、合适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丽江还没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地的领导说要在丽江搞欧陆一条街。过了几年，真的建起来了，圆顶、山花都出来了。我看了，觉得真是哭笑不得，在丽江民族文化这么丰富深厚的地方搞欧陆一条街简直不搭界。这就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也不合适。现在已经“穿衣戴帽”改造过来了。

　　我觉得合情合理还容易解决，但要做到合适就比较难了。说到合适，有一个例子。当时丽江会展中心搞方案招标，云南省院做了一个反映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方案，但领导没有看中，而是选了一个很新潮的有圆玻璃顶的方案，有点像国家大剧院“蛋”的前身，而且要早5年。

　　说到合适，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比如纳西建筑屋脊上的起翘，一般建筑师做设计是不画大样的，只是在图上标一下，采用当地做法，由当地工匠去做。但什么建筑应该用什么起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昨天下飞机，看到丽江机场，民族特点、地域特点很浓厚，但是做过头了，有堆砌感，两个坡屋顶，中间还加一个牌坊，很琐碎。新建成的丽江玉龙新城行政中心，用了三种屋顶，悬山屋顶，歇山屋顶，庑殿顶，我看庑殿顶加上去就不太成功。

　　朱小地：我自己也在长安街上搞过一个欧陆风的建筑，也是业主的意思。我感觉业主不是对文化缺乏理解，而是对生活缺乏理解，只是把建筑当成一个布景，而不是生活的延续。如果懂生活，就不会去搞这些东西。

　　真正的欧陆经典，我感觉做出来会很美，拿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建筑来照抄，做出来绝对好看，因为是多少年基督教文明积淀下来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把建筑当儿戏，所以欧陆风、福禄寿都会上演，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朱小地：说到合适，我感觉建筑就应该是当地建筑师的作品。因为建筑是一种生活，生活是植根于当地的，如果对当时当地的生活状态没有理解，做出来的只能是一种形式。建筑师不是造物主，不能给人设计生活。

　　刘文祥（云南玉龙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束河镇的开发比较成功，就像朱院长说的，已经找到了生活场景的感觉，再到大研古镇，也有这种感觉。但丽江玉龙新城建设面临的问题是要再造古城的场景，还是建设一个新的场景，这个选择比较难。我们虽然已经做了两年了，但现在还在摸索。如果是一个城市，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场景，才能持续发展。

　　徐锋（云南省设计院总建筑师）：今天京滇两地的建筑师能一起坐在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丽江束河古镇的一个老院子里，在冷雨中屋檐下漫谈保护与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场景体验。如何继承保护传统建筑文化，同时体现时代特征，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丽江玉龙新城的建设搞了几次方案投标，我作为评委都有参与。从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建筑师老认为到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做设计，一定要体现当地特色，但对当地特色的理解又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时候就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原始的东西强加给当地老百姓，做一些很古的设计，但功能上并不好用。当地老百姓就会说，我就是想过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怎么又卖一些老古董给我。这就是一种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还有一种是建筑师在设计中把自己理解的某些片断堆砌进去，并认为这就是建筑的地域性。

　　这次丽江玉龙新城设计我感受比较深的是韩国与德国联合体做的方案。它突出的一个主体思路是新城和老城一定要有差别，新城要体现出现代感。怎么体现？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空间肌理的延续，把古城街道的空间肌理延续到新城，只要空间肌理延续了，就能感觉到古城和新城是一家人。束河紧挨着古城，所以风格上要协调。但玉龙新城和古城相距5公里，中间是田园风光带。政府要把现代化的城市功能搬进去，追求一种现代感。韩国和德国联合体的方案为新城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方向，延续空间肌理和尺度，但一些具体手法，特别是建筑内部空间的一些处理一定要按现代的方式做。保护历史文化，不能剥夺当地人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权利。

　　原来云南省院也做过不少古镇保护性的设计，大都是传统建筑形式与符号的延伸，做来做去还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无非是用一些现代的材料，路就越走越窄。为什么有的地方建筑师都不画大样图了，因为没必要画了，不就是加一个屋顶吗，当地工匠都会做。

　　朱小地：北京的城市建设也走过这么一段路，当时叫“夺回古都风貌”。到底要保护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中国现在说白了是建筑师自己在做文章，还不是甲方。建筑师往往把自己局限在专业领域里。如果当地的屋顶有特色，就抄过来，加以简练，简练成功了还好看，不成功就糟透了，因为自身功力不够。韩国和德国这个设计团队提出来的，就是一种城市空间的延续，保留过去城市街道的尺度、铺地的提示。实际上文化就是一种提示。对传统的理解，最后归纳为一种符号的提示，足矣。如果是原汁原味地照抄照搬，就没有想像力了。

　　每一个人，包括建筑师，都要享受现代文明。如果要倒退回过去，那是反动的。古城的保护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最后也就是一些符号的提炼，真正保存下来的是空间形态、生活状态。这就需要建筑师去做很多研究，提炼出什么样的符号最能打动人心。实际上过去的形式都可以抛弃，简单地复制不可能满足老百姓发展的需求。如果用科学的发展观看问题，保护也是一种发展，只保护，不发展，是一种停滞。

　　刘力：在玉龙新城的建筑里面一定要有“现代的舒适，地方的情调”，追求的是一种情调。这种情调的营造，我反对单纯依靠移植、简单搬用原来的建筑细部来完成。而且我也不太同意提炼符号的说法，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开始谈符号的提炼，但并不成功。符号不加上建筑师的感悟，进行提炼、升华、加工、润色，常常会沦为表面文章或多余之物，起不到继承和发展的作用。

　　朱小地：我插您一句，我说的符号的概念不一定是实的东西，也可能是一种意境。

　　刘力：符号也是制造意境的一种方法。但现在用符号偏多，老觉得不过瘾，到处堆砌。应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建筑师的本事就在于能够通过一些手段来实现一种意境和情调。

　　今天谈保护与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过去我们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讲文物怎么保护。现在看新闻，都是文化遗产遭破坏的报道。最典型的是首都北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拆城门、拆牌楼、拆城墙，最近搞房地产开发，又开始成片成片地拆四合院。四川的都江堰，中间盖了个啤酒广场。水乡古镇周庄，沿街住宅全改成了贩卖旅游商品的小商铺，一点儿居住性都没有了。到了束河，我感觉很好，开发商要赚钱，政府和文物界要保护文化遗产，老百姓要改善生活，三者能够和谐发展。

　　在保护上有一些世界公认的原则。第一是保护为主的原则，不能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杀鸡取卵。第二是集体保护的原则，文化遗产不是属于哪一家的，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谁都有责任保护。第三个是真实性原则。任何的文化遗产，都蕴藏了很深的历史印迹，这种印迹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说，我理解了，我就给解释了，就来修修改改，这不行。第四个是完整性原则。比如一个古镇要保护，不仅要保护古镇本身，而且要保护古镇周边的环境。不能说古镇是文化遗产，就紧挨着它盖个建筑，好沾光赚钱。我们平常受的教育，老在讲这些，但现实生活中总是缺乏实例。我看束河算解决得比较好的。刚才我吃早饭的时候，看到对面有个烤肉店，做了一面卵石墙，在束河这种木构的环境里边也挺和谐。土生土长的建筑材料，不加任何修饰的手法，达到了“得体”二字。

　　翟辉（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系教授）：现在我们做设计，可能就像刚才朱院长说的，有太多建筑师的东西在里面。建筑师现在用得很多的一个词是“以人为本”，但以什么人为本，这个“人”不是一般普遍的人，具体的项目是具体的人，可能还要分人群。比如束河，谈保护与发展，当地人占多大比例，比例的多少，设计的思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建筑师不是只面对一个甲方，应该是面对不同的人群，只是不同人群价值观在里面的一个比例问题。比如束河镇，建筑师的甲方是鼎业公司，一个企业搞开发，赢利是最终目标，这要保证；但同时也要以当地老百姓为本，让他们改善生活。站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要保护；站在旅游者的角度，要提供更多的旅游产品。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很难协调。刚才刘大师谈到保护第一的原则，但如果被保护的原则框死了，也就没法发展了。所以我们开发束河镇的时候就反其道而行之，发展为先，以发展促保护。从时空的角度，发展是第一位的。

　　现在很多人谈“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在可持续性上，没落在发展上，所以一提就是生态保护、文化保护。我们原来和云南省社科院合作搞过一个“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课题。人类学家眼中的保护，就是一种静态的保护。比如怒江地区傈僳族的民居“千脚落地”。历史上傈僳族不断被其他民族驱赶，被迫逃到最贫瘠的山地，房子都建在陡峭的山坡上，所以就出现架空的干栏式民居。因为没有粗大的树木，只能用很细很密的树枝来支撑房屋，所以出现很多柱子，就是所谓“千脚落地”。这是对自然环境没办法的适应，不是说老百姓真愿意住在里面。我们去联系测绘，老百姓觉得自己很穷，都不好意思。我们说这房子很好，很美，他们说行啊，你们来住几天试试。我们进去一看，真是家徒四壁，黑漆漆的，墙都是用竹篾做的，四面透风。所以认为，这种东西不能全面保护，最多留一两栋作博物馆式的保护。

　　我一直认为保护和发展存在几个悖论。第一，如果什么东西都要保护的话，我们保护的是不是源头？其实根本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束河，看到的大研，还是1000年前的样子吗？如果从1000年前就开始保护，现在还怎么发展，连空间都没有了。按照这样推理，我们现在建的这些居住区也是民居，再过几百年，是不是也要保护。这个悖论我觉得无法回答。还有刚才谈到丽江玉龙新城的开发，也有一个悖论。现在都说古城好，去欧洲，也觉得他们的古城好，很人性化，但为什么现代主义运动、工业化以后，我们的城市规划全是按照柯布的思想做出来的。直到今天批判柯布，但骨子里依然是柯布的东西。包括刚才谈到韩国和德国的那个方案，我觉得不可实现。延续空间肌理，在束河可以做到，在新城没法实现。以前我们的古村镇是一种自然的生长，一年可能也就三五家有钱盖房子，街道是慢慢挤出来的。新城的规划是先把路划出来，几条大路一划，还怎么做空间肌理。

　　当时我们做束河，总结了几点。一点是街道是挤出来的。所以做新区的时候，街道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就是往上面摆房子，路是房子挤出来的，所以街道的尺度和景观是变化的。还有一点，丽江的老房子都是当地工匠盖的，尽管由于经济水平的差别，房子有差别，但基本型制是一样的。所以仔细看没有哪两栋房子完全一样，但基本形态又差不多。所以做新区就抓住这一点，整个新区7万平方米的建筑，每一栋都不一样，但大体型制又是一样的。考虑到商家进驻后，肯定会对房子做改动，所以我们把建筑做得留有余地，只是把大体的东西做出来，细部留给商家去做，因为做了也是白做。现在我们做仿古商业街的毛病就在于做得太细，商家一改，一打广告，原来设想的氛围全没了。所以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基底，让商家自己去发挥。现在束河的景象比一年前好很多了。

　　保护和发展，我们老强调在同一时空进行，这是错误的。从时间上强调现在做的东西跟过去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空间也一样，在同一空间既保护又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在紫禁城既保护又发展，束河也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大研古镇现在看起来非常商业化。所以我们从大的思路上讲，保护的地方是一个空间，发展的地方又是另外一个空间。保护也不是原封不动地保护，只是保护占的分量大一些。发展的地区保护的东西少一些，新建的东西多一些。保护与发展在不同的空间进行，就可能解决这对矛盾。

　　我也做过中甸独克宗古城的保护。当时的思路就过于强调保护，结果根本保护不了。因为当地人不愿住在里面，宁愿在老村子外盖几栋新房子，搬出去住。中国木构房子的特点是没人居住肯定就破烂了。独克宗古城我们每年都去，显得一年比一年破败。现在独克宗也在搞旅游开发，但没有跳出原有的空间来做，就出现很多问题。我认为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大研，可能还没有大研好。独克宗建筑的最大特点是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养牲口。所有的精华都在堂屋里面。现在一开发，底层做商业，游客来了根本看不到建筑的精华，就在以前关牛羊的地方喝啤酒。这还是文化保护吗？

　　保护和发展这对矛盾可以衍生出许多矛盾，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刚才饶总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度”的把握。建筑师要学会适度。前些天，两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束河，说现在要做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不是做少了，是做多了，建筑师要做得少一点儿，为人们的生活留有更多的余地。刚才谈到丽江玉龙新城，不可能沿用大研古镇的空间肌理，因为建筑的尺度变了。只能提炼一些隐喻的符号，让外人一看觉得是丽江就可以了。新城一定要是现代化的，如果不是，就没必要做了。不如干脆像北京一样，以大研为中心向外摊大饼，也没什么不好。

　　朱小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刚才翟博士谈到做减法，就是规定哪些东西不能做，能做的让业主自己去发挥。一个保护得很好的古镇，建筑也会出现不同的型制。这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工匠创作造成的。如果都是标准的，每一套房子都一样，反而没意思了。就像北京曾经要求每栋房子必须做大屋顶，建筑师就没法做了。

　　张军（云南省设计院建筑创作中心主任）：现在社会发展多元化，连带着审美模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建筑毕竟与雕塑不同，是一种公众艺术，不能太个人化，还是要对大众负责。只图自己过瘾，别的不管就有问题了。

　　建筑师提细部、提符号，这些都是主观的，不论你怎么强调客观，在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的时候肯定是主观的，既然主观性很重要，建筑师的修养、负责任的态度就很重要。我在丽江也做过一些项目，思路是提供一种可能的场所，而不是规定人们的行为。这个场所越模糊越好，要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给人活动的空间。建筑是个底，人的生活才是图。

　　翟辉：建筑设计是发现，不是发明。我们现在一提就是原创，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

　　张军：刚才刘总提到玉龙新城的建设，都做成大屋顶，时代感就没有了，而且建筑尺度变了，传统的样子也没了，反而有点儿怪怪的。新城的发展必然要追求效率，城市的界面必然是大尺度。新生活非要用旧模式去套，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就像朱院长说的钢筋混凝土大厦戴个瓜皮帽，对建筑师的创作是桎梏，要打破它。怎么保护，外界面一定是城市尺度，在次要空间或者内部空间可以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强化，做一些新的设计。

　　王蔚（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4A1工作室室主任）：我比较关注丽江玉龙新城的建设，也做了一些新城建设的比较。上海提出建一城九镇，有的现在已经变成鬼城了，没有人气，只是房地产投资行为；而且建筑是一师主打，松江是英国建筑师，安亭是德国建筑师，我觉得简直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种灾难。相比之下，深圳华侨城的建设要好得多，既有早期的建筑也有现代的建筑，实现了人和不同建筑群落的和谐共处。北京的“阳光上东”，是在一个限定的框架下，多师主打，群体设计，体现了多样性。一种风格是难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求的。玉龙新城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群体创作，韩国人设计酒店、酒吧街，云南省院设计行政中心，北京院设计推广中心。这种群体创作在新城的建设上只是起到一个以点带面的作用，一定要留一些空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倒觉得一个片区建设的成败不决定一个城市建设的成败。饶总提出的适度，我的理解是一定要追求开发密度的均衡，有了均衡的可能，才有留出空白的可能，否则一两年就填满了，就没有发展空间了，而且商业价值也就低了。所以一定要合理控制开发强度。

　　我们在束河看的是结果，新城建设则是要看把设计变成一种目标控制。新城建设从城市化的角度看肯定有积极意义，因为是在新的区域分流了，可以缓解丽江古城的过度开发，解决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林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秦禾国际工作室副室主任）：我一直在干玉龙新城的项目。刚从王蔚工作室接手的时候，心里有些发虚，因为规模太大，单体太多，建设周期与设计周期都太短，而且保护——继承——发展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一座城镇，其实不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而且只靠有限的建筑师参与，城市的多样性出不来。老城区每栋房子的业主就是设计师，按照自己的意愿盖出房子来，城市自然就有多样性了。现在是单一的开发商，即使有目的地做出多种类型、多种风格的建筑，毕竟还是有限的。而且大批房子几年内一下就起来了，留给主人美化创造的余地并不大。这对建筑师一方面是个挑战，一方面也是无能为力，只能硬着头皮干。新城从形成时间上、开发主体上与老城有很大差异，与老城千百年来演变成的结果肯定也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举个例子，在图纸上扭来扭去的模仿老城形态其实有些滑稽，因为老城是在每家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挤”出了蜿蜒的街道，而现在做法是先确定路网等级，房子填空。又如纳西人最喜欢院落，但由于容积率等原因使得新城大量建筑是联排住宅，这种源自欧美的居住形态与合院式居住相去甚远。

　　另外一点，做这种新城，比较容易的是复制一个建筑风格，复制一个城市肌理，甚至复制一个城市场景，这些都好实现，最难的是复制生活。我最早来丽江古城是1999年，那时外来人口少，古城的主人就是生活于其中的当地居民，感觉是一座真实的“生活城”。现在原住民在外迁，到处是酒吧、商铺。去酒吧街感觉和北京的后海没什么两样。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来束河。也可能现在来束河的人还少，几年后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也在思索将来丽江新城的居民构成，他们会创造怎样的生活，但答案很虚无。

　　我们在新城的方案册上写了两行黑体字：“发展的城市，多彩的丽江”。就是希望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建筑手段来弥补短期成片开发的新型城镇与千百年来形成的老城在文化和建筑风格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用发展的眼光看城市的演进，在建筑风格上谨慎地找寻多样性，希望在一次建成的群体中形成某种渐进的时空交错感。大的调子还是统一在民族特色里做，但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变了，像联排别墅，已经不是中国的东西了，再去套纳西风格就不太现实。

　　朱小地：我刚开始做规划，就像刚才翟博士说的，上来就是路网，功能分区，全是柯布的路子。其实柯布的东西是很封建的，强迫人去适应，但中国人马上就接受了，做设计时不自觉地就被套在里面。

　　我现在有一个反思，就是从哪里去找我设计思想的原点，感觉很难找到这一点。最基本的点可能还是落到对社会的研究上，再反哺设计，推向社会。中国建筑师背负的东西太多，有很强的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又是嫁接在别人的思路上的。

　　杨洲（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九所执行主任建筑师）：刚才谈到符号，从符号学上讲“符号”是约定俗成的，而不是某些人创造出来的，当然在某个阶段也有创造“符号”的活动，即“给予意义的活动”。一般看来，“符号”是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才能产生出来，一旦产生出来，有几个趋势：一个是在退化，以前的内涵会越来越少；另一个是被固定起来，还有就是“增值”和“转化”。其实二者之间是相通的，一旦固定，必然退化，一旦增值就会转化，然后就是含义转变。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走了一段走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符号是个人提炼出来的，马上就枯竭掉了，没有被大众、接收者认同的生命力。做“符号化”屋顶也好，做“符号化”细部也好，都有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枯萎。但生活是不会枯萎的，永远是鲜活的。从气氛、从意境上去创作建筑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更有前景的发展方向。建筑本身是对生活的理解，如果建筑师失去了对生活的理解，仅仅从过去的建筑或现代的建筑上抽取一些我们个人理解的片断，是不是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呢？

　　一种建筑形式的产生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经济状况有很大关联。现在一个开发商进来之后，他的经济实力与当地的现状往往是脱节的。这种新的经济实力进来以后，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状态、新的建筑形式。建筑师无非是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和老的记忆之间找一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今天是这样，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就不是这样了，又要从新的生活中去寻找。前些日子看电视，伊拉克反美武装打了美国军车后举着枪欢呼，但仔细一看他们穿的衣服，阿迪达斯的、耐克的。一面吸取着西方的文化，一面又抗拒着西方的渗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我们的城市建设也有这种心理，喜欢西式洋房，同时又怀有对传统文化的失落。

　　这是不是建筑师要找的平衡点？

　　罗文兵（云南省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最近因为工作原因，十天内走了江西安邑、湘西凤凰、云南丽江三个古城，发现一个问题，来看的人喜欢的人,都不是住在里面的人。而在去各个古城的沿途，我看到许多城镇，在当地人致富之后马上就建了平顶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他们为什么那么快地就把原来传统延续下来的形式抛掉了？这些古城的房子我们建筑师看了觉得很好，但为什么当地的原住民不这样想？包括我在做丽江玉龙新城的行政中心、中甸迪庆州委办公楼时，业主提出要有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符号，但真做出来了，他们又觉得是不是过了。这实际上也道出了现在国内千城一面的原因。刚才谈到世界文化的趋同，国内次一级的城市风貌也在趋同，到处可见欧式山花、平顶、钢筋混凝土。

　　我感觉在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上，建筑师先要有一定的认识，其次是贴近生活。对当地传统的符号可以批判地接受，更多地是在居住空间上、居住方式上探讨问题，而不是在形式上、开间上、符号上探讨问题。就算是千城一面，大家看到的也只是立面上的一面。其实房子的朝向、排布还是与旧的格局差不多，只是立面换了，很多原来的装饰消失了。时间的原因、经济的原因，导致一大片垃圾建筑的出现，但老百姓住在里面觉得舒服。对现代生活的认同是一致的。如果建筑师老是在一些典型的符号上找所谓的传承，我觉得对发展没什么好处，只会造就一大批膺品，造成新的千城一面。因此，建筑师应立足高品质的设计，从更深、更广的层面，着重于建筑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提升公众的建筑素养，让保护与发展成为自觉的意识。（王颂整理）

我们那会儿都叫“意见本”，希望大家都留言啊 ：） 目的： 1、大家对我文字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菜刀斧子砍来…… 2、我的朋友们的交流空间，有什么好事通报给大家…… 3、我向朋友汇报的地方，比如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 4、其他的……没有想好，最近脑浆枯竭……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中国唐代禅师青原惟信有这样一段话，可能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启示：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1]

然后，他又问：“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

我们且将其禅宗的含义放在一边，换个角度看看这段话，从历史的角度，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们是如何看待自然的这个角度来看看这段话，就会体悟到这也是我们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一个进程。

当我们的社会还处于前科学时代时，我们和自然是和谐的相处的，那时我们“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时我们和自然生活在一起，在艺术作品中充满了自然的形象和声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窗含西岭千秋雪，门舶东吴万里船”，“我听见一千种混合的音调，／在树林里当我躺倚着的时候，／那美好的情景里欢乐的思潮／竟把悲哀的思潮带上我心头。//通过我的感受，大自然，把／人类的灵魂和她的杰作联接起来了，／……／穿过樱草花丛，在那绿荫之中，／常青花在编织它的花环；／我坚决相信每一枝花朵／都在它所呼吸的空气里尽情享受。//……”[2]

而到了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发展了、科技发展了，自然界在我们的眼中，再也不是我们敬慕和崇拜的对象，再也不是我们安居其中的宁静的乐园了，相反，山山水水都成了资源，成了我们致富的原材料，成了我们为了利益而掠夺的对象，在我们的眼中，的确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了……

长久以来，尤其是西方思想占主流地位时，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的态度便越来越强烈，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以思将我与世界万物分离开来，这种态度在开始使得我们发展了科学发展了技术，使世界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但是也使人类产生了以“技术”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态度，自视为与众不同的某种“思维事物”，将我们人类自己当然地摆在了世界的中心，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为我们而存在。这种态度，将世上所有存在物，环绕我们的一切都被视为供我们消费之物。整个世界变成了仅仅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的“材料”，使一切事物除了我们赋予它们的价值之外没有独立的价值。世界本来充满各种各样的存在者，每种存在者都有其独立的存在，我们却视之为仅供“思维事物”使用的“被存在”之物。海德格尔称这种技术态度为“框架”，框架指的是人们为了使用持存物而给予限定、分类的态度。起初，整个存在者的世界在存在的支配下和谐共存，可是，人类这种存在者开始把世界框起来，分隔开来，为了方便使用而将它们转变为持存物，于是世界为了人的便利被分割或被框架起来了，“大地”与“水”被清晰地分开，大地又被赋予了本不具备的清晰界线：“大陆”，“国家”，“省”，“县”，“共同体”……[3]。最后，大地被分割成了无数可消费的小块，人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把所有的存在者指派的一定的小块上生存。大地及其可居住性便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人类所利用。人类对自然的所有滥用都起源于我们赋予世界的技术态度，如果这个世界仅仅因为人类而存在，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人类不可以加以改造和利用的了。

由于这种态度，世上的无数暴力行经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据称无害的哲学信念：不管怎样，是我们给世界以意义的，我们是一种“思维事物”。这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会尊重世上所有其它的存在者了，也会错过存在本身。事实上，当我们将这种态度运用到与我们不同的文化交往时，会很容易地看出这种自我概念在文化上是多么的相对化、多么的危险。西方人往往以一种种族主义的观念视非西方文化为非“思维事物”。按此逻辑推导，如果我作为思维事物存在，那么，存在的万物包括他人就是为我使用的。因此，技术态度允许我们剥削那些非我种族的人。当时，就是以这种思想，200多个西班牙人跨过大西洋转到南半球将有着悠久文化的阿兹台克人一举毁灭了。[4]

在海德格尔看来，只以一种存在者为中心的看世界的方式排除了以多重方式看世界的可能性——感激地，珍重地，艺术地。我们只有认识到人仅仅是众多存在者种的一种而且仅仅是一个包摄一切的存在的一部分时，我们才开始与世上万物和谐共存。

直到近来，人们发现了过度开发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各种由于我们对自然的不善待而引发的灾害层出不穷，空气水源被污染，能源紧缺，土地荒漠化，全球气温变暖，许多（但不是全部）人们才认识到地球并不是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拿不光的摇钱树，终于在我们的眼中“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1999年6月，首届世界科学大会正在布达佩斯召开[5]，以“走向21世纪的科学——新的承诺”为主题，聚集了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部长，教授以及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沃纳·阿泊、舍伍德·罗兰、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爵士在内的2000多名科学家。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在欢迎辞时所说：“此次大会的宗旨并不是要突出科学发现，而是要确认科学在全球大环境中的地位。”此次世界科学大会应重点讨论科学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责任，以便为下个世纪及更远的将来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沃纳·阿泊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完全驯化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人类社会将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它的未来将不仅仅依赖于人类的安康，而且还取决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健全。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今天人类的共识，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相当长的未来之中，人类都是在也只能生活在地球上，对人类生存的环境的研究认识必然产生人居环境科学。时值新世纪之初，我们应该深刻思考，“回首过去，剖析现在，以期在21世纪里能更自觉地营建美好、宜人的人类家园”。让山永远是山，水永远是水。

 

 

 

参考文献：

 

l         吴良镛 著，《广义建筑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9

l         吴良镛 著，《世纪之交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6

l         吴良镛 著，《21世纪建筑学的展望——“北京宪章”的基础材料》，载《建筑学报》，1998年12期，北京

l         吴良镛 著，《再论建筑学的未来——迎接1999年国际建协（UIA）在北京召开第20次大会研讨“21世纪建筑学”》，载《建筑学报》，1998年1期，北京

l         [美]杰里米·里夫金 特德·霍华德 著，吕明 袁舟 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

l         [日]阿布正雄 著，王雷泉 张汝伦 译，《禅与西方思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

l         [德]比梅尔 著 刘鑫 刘英 译，《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10

l         [德] M·海德格尔 著 彭富春 戴晖 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1.2

寻找建筑潜在的秩序

——中国第一商城二期设计初探

建筑是一种语言，建筑设计是一种语言的设计。

语言是对世界的秩序的归纳，自从有了语言，世界就产生了秩序。

秩序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人类社会就无法正常运作。

秩序是各种各样的，不仅仅指的是形式上的。

有社会的秩序，城市的秩序，环境的秩序等等。

我们的建筑设计思想就是在纷杂的环境中找寻到我们设计的建筑的潜在秩序。

下面就以在北京CBD地区正在施工的我们设计的中国第一商城二期为例，介绍一下我们这种设计思想在设计中的体现：

首先，从道路红线和日照间距等法规出发，寻找到建筑的最大立方体；

由于本设计是整个中国第一商城建筑群体的二期，一期是在北侧的两栋高层住宅，在日照范围内需要考虑遮挡和卫生间距等问题，我们就将规划条件（如限高、红线等）及法规和规范上的有关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制作出这样一个“最大立方体”，我们最后的建筑体型的轮廓一定是在这个最大立方体之内。

再按照甲方的要求的建筑面积及空间体积匡算出一个“实际需要立方体”，以这个立方体按照体量比例分配成不同用途的部分，通过构成手法叠加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建筑群体，并且保证这个群体还是限定在前面按照各种限制制作的“最大立方体”范围之内。

第二步，从城市和区域的秩序出发，寻找区域的秩序；

在这个设计案例中我们是这样作的，由于本设计的地块位于CBD核心区的边上，在它的西侧是即将施工CCTV新址，这个地区，将来会是一群巨大体量的建筑群体，而且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建筑价值的高昂，将来这些建筑一定会是一些极其具有个性和鲜明特征的建筑，而且核心区的城市规划的建筑限高是200米。这样，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一般的普通建筑设计手法设计，这个建筑就会成为巨人群中的一个侏儒。基于这点，我们设计时就考虑从周围建筑的尺度中取得设计的元素，从中获得能够与大体量建筑均衡的设计因素。在这个工程中，我们选择了距离我们最近的、个性最突出的一个建筑为一个变形原形进行设计。我们把那个建筑物在形体上进行了压缩，一步一步地压缩到我们设计要求的体积，并以之为设计单元，组合成为我们的建筑群体。

再有，就是从环境机理出发，寻找立面上的秩序。

在这个工程上我们设计了一种我们称为“波鳞式”的幕墙。如前面所说，我们这个建筑是在巨人如林的CBD之中，在CBD核心区的限制高度为200米，而这个建筑地块的限制高度只有80米，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让建筑张显自己的个性，不被其它的建筑形象吞没，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设计的想法就是让整个建筑物外形形成为一个整体，用幕墙机理的变化模糊建筑立面上每个自然层的界线。另外，由于造价的限制也不能使用价格高昂的技术，争取采用目前成熟的技术通过构思的巧妙达到出人预料的效果。

在这种考虑下，我们设计了“波鳞式幕墙”，用5种大小不同的玻璃幕墙单元和5种大小不同铝合金幕墙单元通过不同的角度组合成幕墙的整体，其中的单元组合是通过公式的计算然后变换成2进制，再翻译成建筑语言形成的。这样既避免了纯几何机械的重复性和偶然性，也避免了完全凭借感官直觉造成的太多的人为痕迹。

这种幕墙在同样的光线下，由于角度的不同，会反射出千变万化的微妙的色彩，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又会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变化来，可以说是通过一个最简单的设计让光线在建筑立面上舞蹈起来。另外，由于反射的角度多种多样，这样还避免了同样角度的光线反射，最大可能地消弱了光线的反射污染。因为这样立面幕墙的设计使建筑在光线中呈现出象晶体、象方铅矿、象水晶、象钻石一样的纯净而丰富的变化。

简单的建筑形体配以丰富而微妙的变化，使得这组建筑物呈现出来一种文雅的气质来。借助这种气质，使我们在周围高大、昂贵和形体变化强烈的建筑群中独具一格，争取到平衡。

寻找建筑潜在的秩序——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思想和方法：

从人们的行为出发，找到使用者行为的秩序；

从将来的发展出发，寻找设计的思路秩序；

从周围的环境出发，寻找建筑的形式秩序；

从城市的结构出发，寻找区域内在的秩序

秩序寻找的结果就是建筑设计的过程。

没有秩序的城市是悲哀的；没有秩序的建筑是悲哀的。

我们的城市已经丧失了很多秩序，

古老的北京曾经是充满秩序的城市，

今天的城市和其中的建筑已经丧失了曾经拥有的秩序。

我们今天建筑师的责任就是重新找回丢失的秩序

（星河湾杯 青年建筑师讲演比赛  讲演稿）

[报导]

詹克斯带来了新概念

  2002/7/25

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 )，出生于美国的巴尔蒂摩,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学和英国文学，后来又以学者的身份在伦敦大学深造，是世界著名的建筑评论家和建筑理论家。他涉猎既广且深，有很深的建筑和哲学造诣，出版过多本著作，其中在中国建筑界最有影响的是《后现代建筑语言》和《什么是后现代zhu yi》两本书，他曾多次以客座编辑的身份主编过《建筑设计》（AD）杂志。曾在79、81、88年来过中国。

7月22日，作为中央电视台竞赛评委的Jencks来到北京，受到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的邀请来到我院就其最新著作“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这次Jencks没有继续他的“语言”研究而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概念——Paradigm。此词在英文中意味颇丰，既有范例、模式的含义，也是名词、动词的形态变化表的意思，更有科学学派或学科的哲学性和理论性的构架或框架的含义。他用七种paradigm揭开了当今世界上如魔术般变幻的五光十色的建筑潮流的谜底，为我们理解和看透这美丽的雾一般的怪兽皮毛后面真实的一面，和为我们分析和度量外部世界提供了一柄带有他自己的度量单位的尺子。这七个paradigm是：1、岩层断裂，2、生态/有机，3、电脑模型/数据串，4、水滴与折叠，5、地形-波浪，6、宇宙，7、抽象信息。他用这七个指出了当代建筑的变化趋势，并指出哪些是新的paradigm，哪些是貌似而神非的。而且在报告的开始他试图解释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他认为西方人信仰的上帝是用科学的方法设计了宇宙、创造了世界，而东方信仰似乎不是这样的。

最后他又兴致颇高地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

如同读他的书，听他的讲座会发现他对于古代、当代的美学、哲学、科学的理论和动态极其了解，可轻松的旁征博引，虽然短短的2个多小时使他没有能够彻底地展开论述，但是近200张幻灯片也让在场的人们基本了解了他的新观点，让人嗅到了他博大理论的气息。

（原载《建筑创作》《金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