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手记之十五

消费时代的都市巨型建筑

杨洲

通常认为，场所place和空间space两个概念虽然在很多语境下有重叠的含义，但是它们有不同的指向，空间是抽象的、几何的，没有边界，而场所是有自己的边界和所属的，具有人性化。当人们逐渐认识了一个空间，并赋予它意义和价值后，这个空间就成为“场所”。场所是因人而异的，对有些人来说是场所的地方，也许对另外的人就是一个陌生的空间，场所对于熟悉它的人来说是具有安全感的，有归属性的。场所的产生是需要经营、创造和培养的，可以说，场所就是组织起来的意义空间。

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欧洲的城市场所感就比较强烈，而美洲大陆的城市给人们空间的感觉比较强烈。这一方面有文化的不同，再有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同形态发展的原因。

当城市和建筑都进入了资本主义商业和政治的循环当中，成为巨大的资本循环和消费生产的一种现象，在其中，人变得很渺小了，建筑、城市与空间，在逐渐失去其生活体验的作用。建筑的意义在从建筑自身衍化而来，向着因商业、政治、社会等因素而来的象征、隐喻和联想方向变化。城市迅速地从无到有地形成起来，带给很多人的是失去了场所的感觉。

在资本主义以前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直接需要，而资本主义生产为了得到产品的交换价值，资本用它自身和生产的商品形成了另一个世界。建造活动主要目的也是资本的升值，建筑成为商品的一部份，城市的规划也从经由千百年自然发展形成转变为为了商业社会的发展目进行的短时间整体规划和快速扩张，土地从自然状态迅速变化成为资本增值的资源。在这样迅速发展和产生的城市中，虽然没有办法长时间地培养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人们也努力地向着形成意义的方向努力着。

当商品社会的发展从生产型的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的社会，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变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用德波话说就是当“商品实现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统治的阶段”便进入了景象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这时城市和建筑符号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使用的意义了。建筑更加注重传达符号系统中的差异部分，更多的是在意义传达价值的层面上，这种意义在建筑的选址、设计风格、选用材料、做工的精细等等方面都要传达出来，并被组织进消费社会的整体符号系统之中。这在一个层面上也看成是通过符号体系的组织，迅速形成场所的感觉。

作为资本主义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东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实例。

在东京的六本木地区，从1983年开始规划东京都港区的多用途都市开发计划区，近5年来伫立起来两个巨大的都市综合体。一个是东京六本木Hills的森大厦建筑群，一个是六本木防卫厅旧址建成的“东京Midtown”。

所谓的巨型都市综合体，指的是在一个城市街块中集中了的大面积、大尺度的建筑体，它有时是一个单体建筑，但通常是一个连接在一起的组群建筑，总建筑面积一般在40万平方米以上，甚至达到百万平方米的级别。内部功能繁杂，包括办公、酒店、公寓、商业、展览、演艺、餐饮、交通等各种必要的综合功能，

六本木地区在城市中心皇居西偏南三公里多的地方，东南距东京湾也是三公里左右，向西两公里多就是大家熟悉的代代木体育馆和表参道。

六本木的名字，日文的原意是“六棵树”，颇有点北京的地名“五棵松”的味道。传说是由于江户时代，六个姓氏汉字皆有“木”字的家族在此建有房屋居住，分别为青木氏、一柳氏、上杉氏、片桐氏、朽木氏及高木氏。

六本木一带原本设有军事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设施被美军接收，此后附近逐渐开设了为外国人而设的商店与饮食店。其后附近又开设了多间电视台，如朝日电视台等，加上外国使馆的设置，六本木遂演变成酒吧、夜总会等夜点林立的繁华地区。

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以外国人与较富裕的日本人为对象的迪斯科舞厅开始在六本木开业，吸引不少外国人、艺能人与传媒工作者在此消遣。19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高峰时期，迪斯科数目有数十家之多，但其后经济泡沫爆破，部份迪斯科结业。近年来，由于特种行业的聚集，六本木一带的治安亦逐渐变坏。

1986年，这里开始计划重新开发，朝日电视台迁移到这里，将这处占地约 十二公顷地区，用“细胞城市”的概念，以森大厦（Roppongi Hills Mori Tower）为中心，发展出住宅、购物等多功能商圈的六本木新城，整个规划建设历经十余年，直到2003年工程才全部完成。据说这个开发过程中，情况非常复杂，甚至日本的黑社会都在中间插手了。但是2003年这个区域的建成让六本木呈现新的面貌，演变成为办公室及高级消费场所林立的地区。

这个建筑群组有近百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其中的森大厦主体楼身直径接近90米见方，每层的面积大约8000多平方米，地上53层，地下4层，当中汇集了东京凯悦大酒店、森美术馆、六本木新城TOHO影城等设施。雅虎、乐天、活力门 等众多日本知名企业总部，也位于此大楼。大厦下面6层是商场和餐厅等公共设施，7～48楼之写字楼层拥有无柱构造的宽阔空间。楼顶还有一个巨大的空中观光大厅，可以眺望东京城市和东京湾的景色。建筑群的地下建有地铁站，可以直接连通以复杂、准时著名的东京地铁线路。

在建筑群中不仅仅是商业类型设施，还融入了大量的文化类型设施，像森美术馆、影城、书店等等，而且在建筑的室内室外都放置了大量的艺术品。比如，搭乘地铁日比谷线到「六本木站」1C出口便直接连结六本木之丘的中央大厅。登上手扶电梯来到地面向右转即是六本木新城露天广场，马上就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大蜘蛛雕塑，这是Louise Bourgeois的作品，名为“MAMA”肚子下方吊着一个篮子，里面是白色的石头，大概表示卵囊内有小白球状的卵吧，八只脚夸张地撑开，耸立在广场上，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汉美术馆河边平台上的那只一模一样。而且在森大厦和朝日电视台之间还有很大一片设计得非常细致的带有日本古典风格的绿化湿地。

2000年开始，在这个地区北面500米的地方，开始设计建造“东京中城Midtown”，经7年的规划设计建设，2007年3月30日正式开幕启用，总建设金额30亿美元。据说这个地块的开发状况和前者一样的复杂，从开始策划到今天完成已经二十年了。2007年年初，国立新美术馆和东京中城Midtown相继于六本木完工启用，和前面的森大厦一起使六本木跃升成为东京重要的中心商务区之一。

在用地南侧68900平方米的用地面积里排列了6幢摩天大厦，同样也是一个兼购物、办公、宾馆等的新型复合型城市。建筑总面积将近60万平方米。这里的设计由日建、SOM、EDAW、安藤忠雄、隈研吾、青木淳等世界著名的建筑事务所和建筑师参与完成。其中主体“中城大厦”（Midtown Tower）由美国SOM（Skidmore Owings Merrill LLP）设计公司所设计，地下5层、地上54层，高度为248米，超越了六本木Hills的森大厦和东京都厅舍，成为东京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群中还有著名的酒店THE RITZ-CARLTON TOKYO。

环绕建筑组群的户外公园绿地景观是由世界知名的景设计公司易道（EDAW）负责设计的。东京中城周围比森大厦周围还要郁郁葱葱。北侧是桧町公园的4公顷草地，栽植了1000种以上的树木，大楼屋顶也被绿化。

在用地北面绿地中有安藤忠雄设计的“21_21设计馆”（21_21 DESIGN SIGHT）由日本知名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基金会负责经营管理，安藤也在屋面上用钢板一折，取意三宅的“褶子”的设计手法。面积不大，但是设计有些特点，但感觉味道并不突出。

在这个建筑群中，同样是在室内和室外加入了众多的艺术品，很有一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而且其室内供顾客休息的座椅都是专门设计的。在这里还有东京中城设计中心，由财团法人日本产业设计振兴会、社团法人美术印刷设计师协会、九州大学艺术工学东京分部、海外设计研究教育机关成立的“国际设计联络中心” 这四家单位组成，是设计推销机构和创作者、国内外学术机关携手合作建立的设计信息集聚、发送基地。通过举办企画展、研究会、专 题讨论会、产学合作的研究及设计开发，开展与21世纪相符的崭新的设计活动。而且除了21_21设计馆，“三得利美术馆”也迁入东京中城。这样，加上今年一月开放的由黑川纪章设计的“国立新美术馆”和六本木之丘的“森美术馆”，已经形成了“六本木艺术三角洲”，艺术成为这个地区的主题之一。

从前面的两个实例来看，在都市综合体地区植入绿化和艺术，使得地区富有人的味道和情趣，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参与，艺术已经成为增强人们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方法，也许艺术是在商业社会中创造场所感的一剂灵丹妙药？

2009年4月25日

列维-斯特劳斯：在另一个时空“结构人类”

　　法国思想家、“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上周六辞世 享年一百岁

　　列维-斯特劳斯同时代的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雷蒙·阿隆走了，他的追随者罗兰·巴特、福柯走了，他的追随者的追随者德里达、鲍德里亚也在前几年上了讣文纪念版，而列维-斯特劳斯——这位20世纪的“思想琥珀”如今也终于追随他同时代的战友或敌人而去，为20世纪动荡、精彩、黑暗、喧嚣的人类思想舞台作了最后的谢幕。法国知识界最后的巨人列维-斯特劳斯10月31日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直到本周二列维-斯特劳斯下葬前几个小时，他的儿子洛朗才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再过一个月，这位思想巨人就将迎来自己101岁生日。

　　在即将迎来101岁生日前，法国知识界最后的巨人列维-斯特劳斯10月31日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

　　“(父亲)曾表示希望葬礼从简，在乡下别墅和家人一起就足够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儿子洛朗说，“他很喜欢这个地方，喜欢在森林中散步，他的墓地就在森林边上。”周二列维-斯特劳斯去世的消息被公之于众，当天他的葬礼在巴黎市郊的Lignerolles村举行，他生前居住在村里的私人别墅里。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辞世，法国各界反应强烈，法国总统萨科齐称他为“不知疲倦的人文主义者，不断寻求新知识的学者，摆脱了狭隘与死板教条的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向“一生致力于理解和解释不同的文化——他们的力量、差异、伟大和脆弱——的思想者”致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称他为“20世纪的一位巨人”，他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打破了种族的篱笆，改变了人们认知彼此的方式。”

　　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寇拉曾在列维-斯特劳斯指导下完成论文，去年他告诉美联社：“如今，没有人完全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思想”，但他依旧影响巨大。他说，重要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文化差异是好东西”，这观点在40年前还“并不流行”。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塞斯·洛表示，列维-斯特劳斯是“人类学界有史以来最具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理论家”，尽管她认为其理论还存在很多争议。包括一些学者认为他未能将历史和个体的自主性纳入考虑的范畴。《列维-斯特劳斯传》作者德尼·贝多莱称：“他以(社会)生态学的方法理解世界以及个体，在他的时代是超前的。”

　　大师同时代的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走了，他的追随者罗兰·巴特、福柯走了，德里达、鲍德里亚也在前几年上了讣文版，列维-斯特劳斯这位20 世纪的“思想琥珀”如今也终于追随他同时代的战友或敌人而去，为20世纪动荡、精彩、黑暗、喧嚣的人类思想舞台作了最后的谢幕。“我没想到会享有如此高寿，这是一生中最令我惊讶的事。我所了解的、热爱的、拥有15亿人口的那个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今天这个60亿人口的世界，已与我无涉。”这位惊讶于自己为何如何高寿的思想大师，也终于平静地在森林、河流边，只与喜欢的树木、动物为伴，因为“我不太喜欢人类”。

　　在下葬之时其家人才宣布死讯，是因为列维-斯特劳斯生前表示不想“享受”同时代的萨特他们曾经被几十万人拥戴入穴的国葬，或者说，他不愿意被人打扰。这位自称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大师，隐居巴黎郊区，远离学术和政治纷扰。其实他离开我们已经很久，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在每一本再版著作和网络介绍上，为“1908- ”填上最后的空白。

　　法兰西科学院计划周四为列维-斯特劳斯举行追悼仪式。

　　学界反应

　　高宣扬：他特别重视中国文化传统

　　高宣扬(同济大学哲学家)

　　1978年我到巴黎，就读于索邦一大做博士论文。一大隔壁就是法兰西学院，我跑去听列维-斯特劳斯讲《亲属的基本结构》研讨会，我是在场的唯一中国人，所以他很注意我。我希望博士论文能得到他的指导，他也很高兴，从此我们开始交往。我到他家去过三次，一次是他请我去吃饭，另一次是1990年代，我专程去法国拜访老先生，送给他高仿的《清明上河图》，他高兴得不得了。最后一次是1998年，那时他已经很少出来，不过身体依然很好。这几年，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90岁和100岁生日时，我都写信给他祝寿，他都有回信。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从1950年代起成为法国当代思想的转折点，它粉碎了西方思想界的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主题中心主义。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是语言，而语言的机构是不变的，这就意味着主体对抗并不重要。这也就粉碎了主体影响一切的观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主体中心论开始转向语言研究。从1980年代起，他持续对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关注，并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引起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趣。他特别重视中国、拉美、印度等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正确地处理了亲属关系。结构主义就是从亲属稳定性研究开始的。亲属关系的稳定必须从伦理、禁忌开始，在禁忌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化做得最彻底。所以，他强调东西方文化交流。

　　法国知识界的传统是左中右分化严重，就算是萨特去世后也有争议，但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法国知识界都予以肯定。所以他的去世，各派都深受震动，各派报纸一致为他哀悼。

　　李幼蒸：他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会副会长)

　　列维-斯特劳斯毕生学术成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开创了文化人类学理论化发展的新方向，这就是结构人类学的出现；二是引发了当代人文科学符号学运动和结构主义思潮。对于我这个从事哲学理论研究的学人而言，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它标志着：古典时代的哲学本位主义的理论观，到了应该代之以跨学科综合理论观的阶段。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正好是中国引进法国结构主义符号的三十年，也正好是正式引进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三十年。作为我个人哲学学术生涯中值得一提的是，毕生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论列维-斯特劳斯》，翻译的第一部西方人文经典就是《野性的思维》，二者都是开始于1978年。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专业成就，何以能对法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创新事业产生这么大的启示性呢？这是由于他的科学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结构人类学的意义和功能分析方法是基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理论汇通工作的。列维-斯特劳斯也许比任何现代法国社会人文科学家都更注意吸收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中有益的经验资源和理论资源，包括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结构主义因素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因素。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来说，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尤为显著。三十年前我是这样发现的，三十年后我依然，甚至较前更坚定地这样认为。中国传统“文史哲艺”的“文本制作”中凸显出一种结构式运作倾向，为此极其值得中国新一代国学现代化研究学者关注。

　　蔡华：他强调文化的多样性

　　蔡华 (北京大学人类学学者)

　　我是1984年去的法国，1985年和列维-斯特劳斯认识。当时我正在做我的硕士论文，论文内容是关于摩梭人的母系社会。他对这个论题很感兴趣，因为他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亲属关系，一方面是神话。后来论文写好后也给他看，他很兴奋。那个时候他已经从法兰西学院退休，我则继续在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系做研究。后来因为做博士论文要去做田野调查，他对我说：“我的美好祝愿永远伴随你。”他人非常的和蔼、亲近，不像其他很多法国学者比较冷漠。后来他还给我出版的博士论文英文版写了评价。

　　大家都把他称为结构主义大师，但他本人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结构主义”名字，是别人取的名字，但后来一直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诠释。有一次他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上，有人问他什么是结构主义？他的回答是，结构主义是一种好的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邀请他去做过一个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就叫《家庭》，其实内容就是关于文化多样性。他强调文化多样性，对各种文化予以尊重和平等。各个文化传统中都展现了他们的价值。

另外一篇文章

　　列维-斯特劳斯以哲学家身份进入人类学领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说过传统哲学家闭门造车的时代过去了，他希望能引入新的方法进入人文社科领域。列维-斯特劳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较多地引入人文社科领域，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这一位“20世纪的思想琥珀”

    一

　　“我本想当个作曲家、小说家、画家……我只是个蹩脚的语言学家”

　　1908年11月28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犹太画家。7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本想当个作曲家、乐队指挥、小说家、画家……我只是个蹩脚的语言学家。”

　　列维·斯特劳斯后来随家定居巴黎，1926年春天，列维-斯特劳斯在先贤祠广场注册了法学，在索邦大学注册了哲学，没有进入巴黎高师的列维-斯特劳斯加入了高师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大学时代，列维-斯特劳斯拼命读书，从1926年秋到1929年，他完成了两个学士学位。1928年10月，列维-斯特劳斯马上就要庆祝他20岁生日了，他已经发表了最初的几篇文章，道出了那个字眼——结构。“他的声望终有一天将围绕它建立起来。不过他尚不清楚该迁往何处，却坚定不移地前行。”德尼·贝多莱在《列维-斯特劳斯传》中这样写道。 

　　1929年，列维-斯特劳斯进入职业生涯第一站，进入松·德·萨伊中学实习，和他一起在该校实习的同学还有高师学生西蒙娜·德·波伏瓦和梅洛- 庞蒂，巧合的是三人都出生于1908年。波伏瓦后来回忆列维-斯特劳斯，“他冷静得让我害怕，当他表情漠然、语气平淡地作关于激情的疯狂表现的报告时，我觉得很有趣。”波伏瓦后来追随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敌萨特，而梅洛-庞蒂才是他的好友。

　　1934年，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当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院长谢列斯汀·布格列的推荐，到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我的民族学生涯开始于 1934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早上9点钟，一个电话便决定了。”列维-斯特劳斯一生的命运由此被打开，1935年2月初，他从马赛登上了前往巴西的客货船。在巴西，列维-斯特劳斯亲自到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进行调查。他在1948年的《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1949年的《亲属的基本结构》以及1955年的《忧郁的热带》等重要著作，都是以这时期在印第安人部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出的。在那几年，列维-斯特劳斯承受那些与根深蒂固的生理和文化习惯迥然不同的生活条件，他观察、计算、倾听、提问…… 

　　结束在巴西的教职，列维-斯特劳斯回到法国。二战随即爆发，31岁的列维-斯特劳斯应征入伍，“我们无所事事，我在乡间旷日持久地游荡。”1980年他回忆大战经历，“我年轻时是和平主义者，后来眼见法国军队溃败，如此上当受骗的感觉使我从此不再相信我的政治判断。”列维-斯特劳斯的犹太姓氏令他在法国不再有立足之地，法国已经容不下他。1941年2月，他离开了法国，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任职。战后并担任法国驻美国文化参赞，不过他从来不是真正的外交家，“我是个很糟糕的文化参赞，只做了最基本的事。”这段美国工作生活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阿斯、克勒伯、洛维，及语言学家杰科普生和乔姆斯基等人，并同他们进行直接的讨论。

　　1945年8月，还在美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他阐述了民族学如何能够把语言学的突破性成果为己所用。列维- 斯特劳斯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1955年10月，《忧郁的热带》出版并大获成功，所有重要的评论家都长篇累牍地盛赞这本书，龚古尔奖的评委们对未能将奖项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只因为它不是小说。同年，另一部鸿篇巨制《结构人类学》也出版。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交锋存在主义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这两部著作正发表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如日中天之时。列维-斯特劳斯1955年在《忧郁的热带》中，提出了与萨特高谈的“历史”、“进步”争锋相对的新概念——“结构”。列维-斯特劳斯严厉批评了存在主义“以自我的存在为中心”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不应是孤立的人，而是通过各种文化关系把人们联系成整体的结构。因此，结构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思想和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它直接与存在主义强调个体存在的基本观念对立。

　　如果说《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发表是结构主义向存在主义挑战的信号的话，那么1962年的《野性的思维》意味着两个思想营垒的正面交锋，在《野性的思维》里，列维-斯特劳斯全面批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萨特曾在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中说：“就人类学力图为其自身寻求一个基础而言，存在主义乃是人类学本身。”萨特还继续说，人类学的“基础”乃是“揭示辩证法的经验”——这个辩证法的精神就在于“人类思考着事物，因而人类也被事物所思考”。但列维-斯特劳斯批判萨特：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个总体化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不能容忍萨特企图把存在主义当作是人类学本身的说法。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说，语言具有独立于社会实践的特殊规律，而萨特强调没有人的主动精神，没有社会实践，语言就不存在。

　　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对萨特的批评并不服气，当时的福柯就对媒体驳斥了萨特的言论，埋怨萨特不读他的《词与物》。从1964年到1971年间，列维 -斯特劳斯相继出版了四卷本的《神话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大功告成，这7年间也正好是存在主义逐渐失去其思想地盘的过程。因为学生运动的爆发，双方暂时停止争论，在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实际斗争中结成联盟。但列维-斯特劳斯本性远离政治，他虽然不在萨特一边，但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学生责难。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学院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晚年，列维-斯特劳斯成了法国的国宝。去年，列维-斯特劳斯百岁生日时，至少有25个国家为他祝寿，几乎每份法文杂志都以他的照片做封面。萨科奇总统亲自到他家为他贺寿，以收集土著艺术闻名的巴黎盖·布朗利博物馆新的圆形剧场以他的名字命名。

　　三

　　在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的结构主义基础上，整个法国思想界开创了新的格局，使法国思想界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观点深受五个方面的影响：从孔德、涂尔干到马歇尔·毛斯的法国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传统；从圣西门到让·若雷斯的法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数学及自然科学中关于模式、矩阵、整体及结构的观念。一般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经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结构主义形成时期；第二阶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系统化、并达到成熟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迄今，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正式从法兰西学院退休以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仍然有新的发展，但同时，他的结构主义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产生了新的分化，结构主义同后结构主义及各种符号论结合，产生出各种新符号论和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等新流派，对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重建发生重要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打破了以逻辑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诞生，严重地动摇了传统西方思想方法论中的“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统治地位，成为二战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革命性转折点。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法国及整个西方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及文艺界，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了各种新的思潮和理论派别。

　　在哲学领域，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哲学家们对逻辑中心主义的主体性原则进行反思，不断揭示它对想象创造的阻碍实质，同时也深入揭破形而上学思维的空泛僵化公式，揭露“统一性”和“同一性”理论原则的消极影响，重视隐藏在创造者内心深处的人类原始欲望及情感的积极动力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与结构主义同时或稍后，产生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权力和道德系谱学”、布迪厄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社会哲学、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其次，结构主义的影响，在文学艺术界尤其突出。当代电影中，出现了以法国电影导演戈达尔为代表的电影中的结构主义；在文化批评领域，产生了哥德曼的结构主义文学评论、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论等。在文学艺术界，结构主义几乎成为了最流行的思潮，尤内斯库、贝克特都先后把结构主义运用到他们的文艺创作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形成了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克里斯迪娃的女性主义符号论、吉登斯的行动结构化理论等。(记者 石剑峰 朱洁树 )

从大学开始我很喜欢结构主义的理论，如果说现代的哪个理论对我的影响最深，可以说就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了。曾经为了买到他的选集的第七册，我曾经一年中每个月都要去书店，但是直到哈里波特第七出了它还没有出。当然后来还是出版了，在这个寻找和等待的过程中，每回在书店的徜徉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今天您离去，从内心，我非常感谢您。为了怀念这位我崇敬的大师，我把网上的报道转载如下，以示纪念。

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去世

来源：中国经济网/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4日13:33  国际在线

    据纽约时报报道，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上周五在他的巴黎家中因病去世，享年一百岁。这个消息在今天下葬时才由他儿子对外公布。他被埋葬于巴黎东南部科多尔地区的Lignerolles村。“他表达过想要个慎重和冷静的葬礼的愿望，能够与家人在一起，在他的乡下别墅，”他的儿子说，“他属于这个地方。他喜欢到森林里散步，现在他的坟墓就在这片森林的边缘上。”

　　1908年11月28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犹太画家。后来列维—斯特劳斯随家定居巴黎，并在巴黎读完中学与大学，直至获取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大学教授职位。

　　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列维—斯特劳斯获得机会，接受当时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布格列的推荐，到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列维— 斯特劳斯到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做了实地调查。他在1948发表的《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1949年发表的《亲属的基本结构》以及1955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等重要著作，都是以这时期在印第安人部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的。

　　4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任教，并在法国驻美使馆任文化参赞。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社会名流，包括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克鲁伯、罗维及语言学家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并同他们进行直接的学术讨论，这有助于他后来更深入的了解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的理论传统，对于巩固和加强它的学术理论也很有帮助。

　　50年代以后，列维—斯特劳斯直接面对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并在萨特挑起的论争中与萨特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是在他的《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对于此后法国思想家们的思想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结构”普遍被认为存在于所有人类行为中，它能够使看似分离分离的文化和创作有一体的形态。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批评者们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法国还没有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他的作品——混杂着学究气、诗人气，满是大胆的排比、复杂的论据和精细的隐喻——在以前的人类学界还没有存在过。列维—斯特劳斯一生有许多重要的著作。其中包括：《结构人类学》两卷、《神话学》四卷、《原始思维》、《假面具的途径》、《遥远的眺望》、《演讲集》、《嫉妒的女制陶人》、《象征及其副本》、《猞猁的故事》、《看、听、读》等。

　　写作是一种折磨，笔耕不辍只是害怕无所事事。

　　1980年代，萨特成为了历史，拉康、福柯、阿隆和其他人相继作古，阿尔杜塞进了疯人院。法国知识界成了孤儿，经过一番清点，巨人只剩下一个：列维-斯特劳斯。

　　几十年来，无数记者问过列维-斯特劳斯，他与萨特、波伏瓦和存在主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不厌其烦的回答说，他们没有或几乎没有打过交道，他偶然见过萨特两三次。至于波伏瓦，波伏瓦曾在《现代》杂志上把列维-斯特劳斯捧上了天，但此后有些迷恋《第二性》的女读者对列维-斯特劳斯非常不满，因为他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断言男人互相交换女人。列维-斯特劳斯俏皮地回应，“如果我说是女人相互交换男人，女权主义者就能满意的话，那么丝毫不会改变理论，只需用负号代替正号就行了，一切如故。”还有一次，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来到巴黎，列维-斯特劳斯做东让知识界的两位杰出女性见个面，他专门为她俩组织了招待会，“她们彼此一言不发，各占据房间一角，身旁围绕着崇拜者。”

　　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写作是一种折磨，笔耕不辍只是出于害怕无所事事。1991年，83岁的列维-斯特劳斯还完成了《猞猁的历史》，“列维-斯特劳斯精神抖擞重返舞台”一些评论说，几周内这部学术作品居然成为畅销书。

　　晚年列维-斯特劳斯不愿多说，他认为，面对这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大师的时代已经结束。“与其想象这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自我欺骗，不如知道自己失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这岂不是更好吗？”关于自己，他重申自己只是一个手工匠，他推动了自身流域的发展，而且“还有别人会继续下去，他们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更令人满意的诠释办法。这才是永不终结的。”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发明了一种全职的人类学家的职业，其精神寄托如同创造性艺术家、冒险家或心理分析家的精神寄托。”桑塔格当年这样赞誉列维-施特劳斯。

　　龚古尔奖评委对未能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只因它不是小说。

　　1945年8月，还在美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他阐述了民族学如何能够把语言学的突破性成果为己所用。列维- 斯特劳斯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 “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

　　1955年10月，构思于战前的《忧郁的热带》正式出版，作品立即获得成功，所有重要的评论家都长篇累牍地盛赞这本书，最热情的褒扬来自龚古尔学院，龚古尔奖的评委们对未能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只因为它不是小说。

　　同年，另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建筑与建筑理论

杨洲

我们时代的特征是工具的完善与目标混乱。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合作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的各地的建筑设计院已经快成为“施工图配合院”了，很多发达城市的大设计院都在配合国外建筑师做施工图，我们很多有影响的大型建筑都是由国外建筑师提出创意，国内的建筑设计院和建筑师来配合。从建筑来看：金茂大厦、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新址、上海交通枢纽、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从地区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似乎都是这个模式。而小型城市和边远地区似乎也在克隆着这个模式，与前者不同的是由国内发达城市的建筑师作方案和初步设计，当地的设计院和建筑师来画施工图……创意从国外流向国内大城市，再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型城市。每年开建筑设计交流会的时候，同行们拿来展示的建筑作品基本都是大型的合作工程、中型的外地工程和小型的本地工程。

也许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特点。

从现代主义开始，建筑已经失去了地域的特点，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以及设计和商品在全世界具有普世使用的性质，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今天的世界失去了时间的维度。我们已经记不清哪个城市有哪些特征，哪段时间有哪些特征。运输的高效率和信息传播的高效率，使地球成为无数的点和点结成的没有名称的大网，有的只是一个个符号和商标。

在这个时代，国际合作是一个趋势。而对于我们这个现代化起步比较晚的国家，合作就是学习和追赶的过程。在引入国外或者发达地区的建筑设计和产品时有三个阶段和我们在学习和追赶过程中要解决的三个相应的问题。

第一阶段是创意阶段，这个阶段要从国外引入创意及以下各阶段的所有设计和生产方式，比如在香山饭店阶段，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PEI事务所做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施工和提意见，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看到照片中有几百个工人蹲在宾馆的园林里用小石子拼甬道的图案，还争论贝先生把桂林山水的石头锯下来运到北京放在宾馆里对不对。这个阶段的问题虽然很大，但是因为涉及到的主要是建筑师，所以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现在中国的设计已经有能力作自己的创意了，个别一些中国建筑师自己的作品已经开始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了。

第二个阶段是技术设计阶段，指的是专业的精细化分工以及专业之间的密切配合，再有就是专业有意识的设计动力。在解决了我们创意设计的问题后，技术设计就是一个直接面临的大问题了，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很多的建筑必人家差的就是专业的设计理念，比如结构的创造性、设备和建筑的密切配合等等。像水立方那样的结构设计如果用我们常规的结构设计思路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而且按照常规的专业配合方法，在ETFE膜结构的外墙上给那些“枕头”充气放气的设备管和阀门以及内部安装的那些变换色彩灯具都是很难做到的。再比如，首都机场T3 航站楼的设计中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就引进了协同化设计的工作方法，使各个专业之间的配合做到天衣无缝，最后达到了高完成度的设计。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这需要各个专业的工程师都要有创作的精神才能达到。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产品制造的问题，是施工和建筑材料、建材产品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整体水平还有差距，而且这不是建筑师和工程师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制造业的发展和整体工业水平的提高才能达到。

综合这些问题，建筑首要解决的是设计问题，其中最首要的是创意问题。现在一谈创意很多人依旧局限在形式、空间、功能中，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建筑的最基本的问题。这里，创意是一个广泛的涵义，不只是在设计前期构思时的问题，而是对建筑在所在的环境和所在时代的整体思考和看法。

如果在掌握了基本问题后要想挣脱这些最基本问题的束缚，就需要有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概念。建筑虽然是物质的，表面看来是由于材料和技术的变化产生了建筑的变化，但是从历史上看，建筑的变化更是由于思想发展而产生的变化。

维特鲁维曾经提出建筑的三原则：坚固、实用、美观。我国建国后的建设方针和二千多年前这个原则非常接近：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重美观。这个建设原则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相对较少的资源满足了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生产和生活的大部分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这十年来，我国的建设飞速的发展，每个城市都是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用日新月异似乎都不足以形容了。半个中国都成了建筑工地，每个设计院，每个建筑师都在加班赶图。

1980年代以来，我国对国外的建筑理论引进就一直没有停过，从那时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就开始翻译出版了各种现代建筑理论文献[1]，到现在还继续着。各种杂志也迅速地报道着国外的建筑动态。建筑创作非常迅捷地追随世界建筑潮流形式的变化，建筑风格也随着建筑杂志上的国外形式在不停地变换，建筑和城市反复重复着西方各种潮流和各个时期的不同的形式。形式新颖奇特成为时尚。这二十年来，虽然我们建造了很多的房子，但是我们很难说那些是我们自己的建筑风格，那些有我们自己的思想。在世界变换和高速的建设中，建筑师们好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理论是思考的工具，没有理论就缺少思维的框架。设计的提高首先就是要有理论框架的构筑。

什么是建筑理论呢？从字面看，用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的建筑思想和有关建筑的言论就是建筑理论。其中既包括对建筑的理解性的内容，也包括建筑实践性的内容，很多和美学、历史、哲学等范畴相关联。建筑理论和建筑的关系什么呢，是否是在建筑完成后对它的补充、说明或者对它的理解呢，还是一系列理念和原则的宣言，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参考和方向？奥地利的艺术史理论家考夫曼[2]曾经说过：“艺术理论不是别的，无非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达，并且理论的意义不在于为自身所处的年代指明方向，事实上是为后人提供一块过往岁月精神宝藏的界标。”他的观点是反对理论会对实践产生影响的，这个观点是很多人都持不同意见，同时期的法国诗人瓦莱利[3]就说过：“当理论获得某种最为明确的表达时，有可能偶然会对实际应用提供某种支持。”这些的意见都是1924年前后的事情，如果哪个时候人们对于理论的争论还是不确定的，今天，理论会对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观点则几乎是完全被认同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和被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4]誉为“是人们曾经写过的有关建筑理论方面最为糟糕的著作之一”的《都市计划》，我们怎么会有现代的将城市进行彻底的功能主义分区的北京呢。把老城区推干净建金融界，让几百万人住在离工作的城区有30公里距离的天通苑都是拜他的理论所赐。这虽然是一个反面例证，但是可以看出很多时候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

文字和语言是理论的工具。原始的世界本来是连续的，没有边界的，或者说边界是模糊的，当我们用语言命名之后，世界就被我们的语言打散了，被分割成我们思维可以理解的一块块的碎片，也丢失了碎片之间的广阔的世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描述的世界就是世界的所有，可是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可以描述的外面还有着广阔的领域。

建筑理论可以产生规律，对建筑实践有好的影响，也可能对实践产生束缚，甚至是反面影响，只有两方面产生对话，才能让双方面都繁荣和发展。但是没有理论的理性指导，我们的实践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从历史上看，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从战乱的疮痍中艰难地恢复，成为了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爆发的温床。功能主义、未来主义等激进的理论都是在这个时期萌芽和发展的，一直延续到战后的60年代。1973年底，西方世界陷入了战后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市场的萧条促进了建筑理论的探讨。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和晚期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出现裂隙，在不停地通过向缺乏抵御性的国家通过金融和战争的手段多次转嫁危机后，2006年终于开始大面积出现漏洞，终于在2008年开始濒于危境，银行破产、百年产业告危，金融危机一下子波动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只要是在全球化的链条中无论是在寒带还是在热带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这个冬天的寒冷。

在这个经济的转折期，在人们反省后才会到来的新时代之前，也许正是人们开始酝酿构建新理论框架的时期了。

2008年11月22日